妈妈顶起育儿半边天，祖父母齐助阵，爸爸去哪儿了？| 造就Talk·沈洋

我是沈洋，主要研究性别、移民、亲密关系与公共政策。从2018年至今，我和我的合作者蒋莱副教授在做二胎妈妈研究。今天演讲的素材部分来源于我们的研究。

什么是“母职惩罚””与“男性红利”？

在大多数家庭的育儿活动中，爸爸去哪儿了？

怎样提高丈夫的育儿参与率？

“母职惩罚”与“男性红利”

这张图展示的是二胎妈妈研究的被访者之一：虹（化名）的人生经历。

虹和丈夫同龄，是硕士同班同学。

04年硕士毕业后，虹开始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作，06年生了一胎，母亲帮忙带孩子。医院的工作强度大，需要三班倒，于是她在14年去了外企工作。两年之后怀了二胎，由公公婆婆和钟点工帮忙。她发现外企工作需要出差，工作时间长，压力也不小，于是她在2018年辞职，去地段医院工作。她的每次跳槽都伴随着工资下降。

而虹的丈夫在硕博连读之后，在某三甲医院工作，至今没有换过工作。在第一个孩子三岁时，虹的丈夫出国访学，目前已经是事业小有成就的教授。

当我的合作者问虹，职业道路是否完全为了生育让路，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也提到地段医院的收入比公司少一半。

虹和她丈夫的经历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母职惩罚”与“男性红利”的概念。

学术界对“母职惩罚”的定义是：由于生育导致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减少，降低母亲的收入。即使她们继续全职工作，雇主可能会认为母亲能力更弱，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使得女性的晋升机会相对更少。

虹在生育之后，从三甲医院跳槽到外企，又从外企跳槽到地段医院的经历，反映出她职业中断、工作时间减少与收入下降。

而相对的父职红利，指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取更多人力资本与收入，减少家务劳动。这在虹的丈夫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虹觉得随着丈夫事业的蒸蒸日上，他变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倾向于掌握决定权。这呼应了文献指出的，妻子收入降低可能意味着她们在家务分工方面的协商能力也会相应降低。

我们的二胎妈妈研究一共访谈了26位已经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年纪从30岁到46岁不等，其中25位有上海户口，12位出生在上海，其余的属于“新上海人”。其中5位本科毕业，14位硕士毕业，7位博士毕业。

我们把已生育二胎的职业女性分为4种类型：事业上升型、事业中断-上升型、事业中断型和事业停滞型。我们发现，有四分之三的被访者生二胎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中断-上升或者事业停滞。在26位被访者中，只有2人表示丈夫能平分育儿劳动，其余表示丈夫的参与度从零到三分之一不等。

按照常理，工作年限增长、人力资本增加会导致工资上涨，毕竟这在高学历男性当中很常见。但为什么像虹这样的高学历女性会经历职业中断，“选择”收入更低的工作？

这与性别化的无偿劳动有关。女性在婚育后承担了家庭生活中更多的无偿劳动，而这很可能会影响个人事业发展。

得不到认可的无偿劳动

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劳动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从事无偿劳动的以女性为主，家务和生育是被所谓“爱”与“母性”掩盖的无偿劳动（Finch & Gloves, 1983）。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无偿的家务与生育活动对于正常维持有偿劳动不可或缺。但正因为无偿，这些活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无偿劳动包括与繁衍后代有关的一系列劳动，可以分为体力劳动、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其中认知劳动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劳动之一。

下面这两张图片是我在小红书app上的截屏。左图比较了9款婴儿尿布，右图图文并茂地比较了24款尿布。我们有一位被访者提到，成为母亲就好比又开始读一个新的博士学位，需要花大量时间学习新的知识。

通常是母亲，而不是父亲，首先想到要给孩子买尿布，要从市面上几十种尿布中挑选一两款，放到购物车，购买之后还会时不时跟踪一下物流情况。

这一系列过程都属于认知劳动。哈佛大学的艾莉森·达明格（Allison Daminger）把认知劳动分为需求生成、找出不同选项、做决定以及过程管理四个步骤。产生买尿布的需求是第一步，在小红书或者淘宝等平台搜出不同备选项是第二步，从不同尿布品牌中做出购买决定属于第三步，而在网购平台上跟踪物流、投诉、退货等属于第四步。这四个步骤同样适用于挑选婴儿车、给孩子择校等。认知劳动通常是隐性的。如果你在拖地板，别人都能看到你在做具体的体力劳动，但如果你用手机或者电脑给孩子购物，别人很难察觉到你在做什么，也可能不认为这是一项劳动。此外，认知劳动没有明确的边界。你可能在上班开会时突然想到要给孩子买件衣服，因此边开会边挑选下单。因为认知劳动是隐性的，边界比较模糊，所以很难具体计算在认知劳动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尿布有什么品牌，该如何挑选都是认知劳动，在这些劳动上付出的时间精力无法转化成收益或者职场人力资本，反而会影响工作，可能使得自己与同等资历的男性以及未生育女性的职业发展差距越来越远。就像开头提到的二胎妈妈虹，她的事业发展完全为生育让路，这与她承担了大量育儿工作有关。

无偿劳动中不光有性别差异，也有年龄差异。在我国，祖辈参与孙辈照料的比例在70%左右。祖辈参与育儿弥补了丈夫在育儿与家务中参与不足的问题，使得职业女性可以少受母职惩罚。尤其是有自己原生家庭支持的独生女，很少会因为家务与育儿的责任而不得不当全职妈妈。但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代中，很可能也是女性承担了更多育儿责任。

父母参与包括两个方面：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与育儿/家务劳动贡献。前者属于有偿劳动带来的收入，后者是无偿劳动。

根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虽然已婚女性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0%，但是她们包揽了70%的家务劳动。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几乎能顶半边天，但还是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或者说无偿劳动。

从劳动时间来看，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和休闲时间方面都呈现出性别差异。根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数据，女性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男性工作9小时。女性平均每日休闲时间为4小时，男性为5小时。这里的工作时间包括有偿和无偿劳动。

女性总劳动时间比男性多，这一差距在休息日更为明显。2010年的数据显示，在工作日，城市女性比城市男性多劳动29分钟；在休息日，这一差异扩大到79分钟。

未婚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比未婚男性少13分钟，但已婚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比已婚男性要多39分钟，这反映了已婚女性由于结婚与生育，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无偿劳动。

父亲在无偿劳动中的参与程度偏少是个全球现象。在美国，已婚女性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比已婚男性多两倍。即使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北欧，女性仍然包揽了三分之二的无偿劳动。

为什么丈夫育儿参与率低？

丈夫的育儿参与率普遍较低，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释。首先，如果丈夫有偿劳动的收入比妻子高，工作时间更长，那么育儿参与通常更少。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几位父亲收入颇丰，但常年在国外或者外地工作，这种情况下，父亲很难参与到育儿中。

第二，“掌控型”祖父母阻碍父亲参与。一方面，大多数祖父母乐于为养育孙辈提供物质和时间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年轻父母也大多习惯或不得不接受这些帮助，尤其是“妈宝男”，自己的生活还需要父母打点，更何况孩子。还有些年轻父亲，在经历与祖辈的育儿冲突后，最终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退居二线。

第三，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深入人心。从这张图表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相较于2000年，2010年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分工的男女都有所增加。对性别分工的观念会影响行动，传统观念是导致父亲育儿参与率低的原因之一。

那么丈夫为什么应该参与育儿？是不是祖辈在育儿方面给力，父亲的参与就无所谓了？我觉得并不是。

首先，通过陪伴孩子，家长也可以获得乐趣，获得成长的可能性。

第二，丈夫参与育儿可以减少对职业女性的母职惩罚。目前国内有30%左右的年轻父母没有上一代帮忙，其中不少母亲不得不牺牲工作。丈夫增加育儿时间，那些想工作、想有自己事业的女性就可以不用无奈中断工作。

第三，目前的性别分工对丈夫也“有毒”。社会或者家庭对父亲赚钱能力的期待过高，对于父亲的育儿参与期待过低，会造成父亲的经济压力和职业压力过大。如果达不到社会、家庭或者自身的期待，可能会造成内疚、焦虑等负面情绪。

第四，目前的性别分工对祖辈也“有毒”。有部分祖辈并不愿意带孩子，尤其是二胎。上一代理应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强迫他们参与育儿。

目前，“老漂族”这一群体已经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见诸各大媒体。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操持家务而漂泊异乡，媒体将他们称为“老漂族”。

根据卫建委统计，我国有1800万流动老人，其中800万人的流动目的是照料晚辈。他们在晚年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参与繁重的育儿工作，也可能产生孤独、与子女冲突等各种问题。

如何提高父亲育儿参与率

如何解决父亲育儿参与不足，缓解性别不平等？光靠家庭内部协商，要求丈夫参与育儿，效果不一定明显，需要多方共同协调行动。

首先，由政府动员，宣传育儿不仅是母亲和上一代的责任。

第二，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延长父亲陪产假，增加父母育儿假。在上海，目前父亲的陪产假是10天，如果把陪产假延长到3-4个月，可能会减少求职时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此外，工作单位和社区可以进一步覆盖普惠型托育园，满足有0-3岁婴幼儿的家庭的托育需求，使得母亲生育之后的母职惩罚降到最低。

第三，对于新手父母在生育之后的一年内进行婴幼儿养育方面的专业指导，以避免再次出现今年4月发生的“三个月婴儿训练趴睡身亡”这样的悲剧。

目前全世界推崇的北欧模式中，父母可以获得有偿父母假，政府提供低廉的育儿服务。拿瑞典举例，瑞典夫妻在生育之后，有480天父母共享的有偿育儿假，其中父亲至少要休90天，这从政策上保证了父亲的育儿参与。我国或许也可以参考，并挑选一些城市进行试点。

最后我想重申，并不是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都会受到母职惩罚。基于我们的二胎妈妈研究，有四分之一的被访者在生育二胎后的三年内经历了事业上升。我自己在生育后也经历了升职，这与我丈夫在育儿方面的投入密不可分。

在娃出生之后，哄娃睡觉、给娃处理屎尿屁等工作主要都是我丈夫在承担。但我不会认为这是他在帮助我“分担”，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这一点我们在还没结婚时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所以，各位职场妈妈或许可以对丈夫提出更高要求，各位单身女性在择偶时可以加上“愿意参与家务和育儿”这一条。

感谢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对本次大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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