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考虑“社会育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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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梁发芾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现在确实到了必须认真考虑育儿社会化的时候了。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成本，应该由全社会来进行分摊，这样才能切实降低家庭的负担。

    某媒体引述人口学者黄文政的观点指出，在过往，育儿往往被认为是家庭需要肩负的责任，但倘若能联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等诸多主体共同搭建社会育儿体系，将能显著缓解育儿压力。也就是说，应该将传统的“家庭育儿”，转变为“社会育儿”。

    目前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而实际生育水平比生育意愿还低。关键是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成本实在太高了，人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没办法，就选择不生少生。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绝不是什么好现象。

    传统上我们都认为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是家庭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而且相当多的人尤其信奉“养儿防老”，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夫妇双方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生育和抚养自己的孩子，等到自己年老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就由孩子养老送终。这是一种代际“契约”。这种“契约”的时间跨度达到近半个世纪，而且孩子被动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未参与制定这样一个“契约”，这样的“契约”也并未得到他的同意，所以，在父母变老，孩子长大之后，很有可能存在后辈“毁约”的可能性。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古代还发明了一套强力维持这种“契约”得以实行的意识形态，即孝道。通过强调后辈对长辈无条件的孝道，让后辈受良心约束不能“毁约”。传统就用这样的方式，实施两代人之间互相抚养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给父母养老送终。

    这样世世代代延续了几千年。

    这样形成的家庭育儿与家庭养老相统一的抚幼养老体系尽管并不总是公平，而且现实中也是磕磕绊绊，但总的来说，这个体系维系了中国家庭关系几千年，而且适应农耕社会的现实。但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这些习俗受到了挑战。首先是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工业化社会中，人们的就业变得极为不稳定，随着市场的波动，很多人面临工伤和失业。因此，西方首先发明了社会养老制度，这种制度很快在全世界得到普及。这就是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养老首先实现了或者正在实现社会化。不是每家的儿女们给自个儿的父母们养老送终，而是通过一整套的制度安排，由整个社会的年轻一代，为老年一代的养老统筹资金和服务。养老社会化的精髓就是统筹。这样，从全社会来说，是年轻一代为老年一代养老送终，但具体到个人，并不是谁的儿女们就为谁养老送终。人们生育的孩子，实际上通过缴纳养老保险为整个老年一代的养老筹资，而不仅仅是给自己的生身父母的养老送终筹资。虽然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养老社会化，但是养老社会化程度现在已经比较高了。

    养老社会化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它造成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既然我那么辛苦地生育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也指望不上给自己养老送终，而是给其他人养老送终了，那么，这么千辛万苦地生育养育孩子，值得吗？ 既然自己不用这么一把屎一把尿地养育孩子，老了之后也可以通过社会养老走过最后的时光，那么，生育养育孩子，还有那么重要吗？ 虽然人是感情动物，有生儿育女的本能，并不完全通过精密的经济计算决定是否生儿育女，但是，生儿育女的现实负担和压力、成本和收益，必然要严重地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

    这就是说，在养老社会化之后，还要坚持育儿家庭化，把家庭作为养育下一代的唯一责任人，无论从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随着养老社会化的进程，育儿也一定要同步地实现社会化。孩子是社会的孩子，不仅仅是家庭的孩子。孩子长大后是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是为整个社会做贡献的，绝不是只为父母亲做贡献。既然孩子长大后作为社会的人力资源，为社会做贡献，为社会上一代人的养老送终筹资和服务，那么，养育孩子也必然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是父母们的责任和义务。让政府、社会、企业等和家庭一起共同承担起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职责，就更为公平合理。

    目前，我们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完全是由家庭承担的，而这些成本非常高昂，一些家庭已经无力承担这些成本。众所周知，一个孩子，从受孕到出生到养育成人，家庭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巨大的成本压垮了许多积蓄不多、工资不高、家境贫寒的夫妇，拉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让其他有生育意愿的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此情此景下，不愿意生孩子当然非常可以理解。但这样带来的是全民族全社会的损失，绝不仅仅是育龄夫妇的损失。如果不能合理地分担和解决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成本，那么，生儿育女最终可能就变成仅仅是少数家境非常殷实的富人的特权。由于富人在社会中总是只占少数，仅靠富人的生育是无法保证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人口规模的。

    现在确实到了必须认真考虑育儿社会化的时候了。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成本，应该由全社会来进行分摊，这样才能切实降低家庭的负担。如专家建议的那样，应该加大0~3岁托幼服务；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当中；增大教育投入，推进教育的公平性与科学性等。另外，还应该给贫穷家庭的孩子发放食品券、教育券，通过此等方式的补助减轻其生活压力，提高降生在这些家庭的孩子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公平。

    总之，实现由家庭育儿向社会育儿的转变，必须是观念上认识上的转变，与此相伴的必然是公共投入的转变。如果我们能够切实认识到养育孩子实际上是为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未来做贡献，那么，公共投入方面，向生育、养育和教育倾斜，将投入到“铁公机”、大广场等方面的海量资金，划出一部分投入到兴建托儿所、幼儿园、学校以及培养师资和服务人员方面，就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