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有道 | 让“爱”带妈妈们走出产后抑郁

       对于出现产后抑郁的妈妈，一切的改变得靠自己，要爱自己，自我努力必不可少。同时也需要包括心理干预等在内的有力、有温度的社会支持。

       杨女士（化名）经过艰辛的过程怀上了孩子，她很在意孩子的性别，在孕期22周时开始怀疑孩子的性别不是自己所期待的。她开始焦虑，持续性地担忧孕育孩子对工作的影响，担忧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好妈妈，越来越难以入眠，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精力不足、对自己不满……

       这是四川锦欣妇女儿童医院产科医生兼心理咨询师卓玉英，曾诊治的一个案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项研究中表明：大约50%~60%的女性在产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其中有些会在几周内逐渐好转，发展为临床抑郁的高达20%。

       来自壹心理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讲述，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为1.1%~52.1%，平均14.7%。也就是说，大概100位产妇当中，平均有将近15个人可能会患上产后抑郁。

       “产后抑郁的发生概率高，但预后还是非常好的。”卓玉英说：“只要积极救治，并有个人意愿，70%的人在一年之内都可以治愈。”

       卓玉英提出，在引发产后抑郁的如生物因素、社会、经济、文化及家庭等诸多因素中，“人格特征因素是主要因素之一”。

       对此，成都市成华区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冯梅表示赞同。“抑郁产妇如果自身的认知较消极和偏执等，即使客观的社会支持环境良好，她也可能感受不到周边的温暖。”

       卓玉英和冯梅都认为，要最终走出产后抑郁，“一切的改变得靠自己，要爱自己”，但在预防中，“更需要包括心理干预等在内的有力、有温度的社会支持。”

 产后抑郁通常始于产前

       产后抑郁的概念，最早在1968年由精神病学专家布莱斯·皮特提出。指女性在产褥期出现悲伤、沮丧、抑郁、烦躁等明显的症状，和产后精神病、心绪不宁同属于产褥期精神综合征。典型的产后抑郁通常发生在产后6周内，可在3~6个月自行恢复，但严重的也可持续1~2年，再次妊娠则有20%~30%的复发率。

       “其实，正如杨女士的案例一样，产后抑郁情绪，通常始于产前。”已有二十余年产科经验的卓玉英说。

       一项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调查了7个国家的8200多名妇女。研究发现，10%～20%的孕产妇在怀孕至产后1年的某个时段出现过抑郁、焦虑、躁郁或其他症状。

       研究指出，症状最严重的抑郁症——产生自杀念头、恐慌、经常大哭，最常在怀孕期间开始。中度抑郁的孕产妇在产后出现症状，与重度抑郁的孕产妇相比，她们更多地在怀孕期间经历过先兆子痫、孕期糖尿病或高血压等并发症。

       而在2013年5月美国新颁布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第五版标准中，将产后抑郁做了时间扩围，“产后抑郁”被规范为“围产期抑郁”，从妊娠开始至产后4周内都有可能发生。

       “从生理因素来看，妊娠开始后，激素水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卓玉英说，了解产后抑郁发生的时间，将有助于早发现和早干预，提高治愈率。

       在卓玉英讲述的她接诊的另一个案例中，抑郁的症状则从孕期14周就已开始了。

       爱自己，自我努力必不可少

        和杨女士的很多情况都比较相似，在家庭经济良好，家庭关系和睦的环境下，吴女士（化名）的怀孕过程也很艰难。在孕期14周时，她开始出现了多种顾虑，有无法抑制的悲伤感等各种情绪，严重影响睡眠，她很痛苦，于是决定不要孩子。

       卓玉英对吴女士经过测评诊断其已有抑郁情绪，对其进行了心理治疗，并引导她探索自己，请她以写纸条的方式，列举出保留孩子和放弃孩子的有利和不利。但在经过一个月的心理治疗后，吴女士仍旧决定不要孩子。

       家人和卓医生尊重了她的决定。实施打胎过程中，吴女士反悔了，出现了卓玉英曾告知她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但基于打胎过程对孩子可能造成的较大影响，以及评估未来吴女士可能会出现情绪反复、决定反复的情况，在产科医生和吴女士及其家人的充分沟通后，最终将打胎过程进行下去。

       没了孩子，吴女士的状况变得更为严重，会诊的结果为躁郁症，最终，吴女士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谈到这个案例，卓玉英深感惋惜。“怀孕后，在同样的激素变化、家庭条件和环境等社会支持下，为什么有的能自行克服或治愈，有的却越来越严重？人格特质是导致其不同走向的重要因子之一。”卓玉英说。

       相关资料说明，人格是个体在先天生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和外部行为方式，不同的人格决定了对外界事物反应的不同态度与不同方式。

       国内外众多相关研究表明，产后抑郁妇女具有焦虑、紧张、易怒等神经质特征和缺乏同情心、对人抱有敌意等精神质特征，同时性格内向、悲观、离群、成熟度不够……

       “杨女士和吴女士都存在上述的类似人格特质。”卓玉英解析，杨女士通过积极配合，通过认知并接纳情绪、了解并寻找可实施的外部支持以及学会找到自己快乐的方式等系列心理治疗后，有了自我改变，得到治愈。而吴女士从开始就很难配合治疗……

        “心理医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只能引导你去探索自己，我们会辅助药物，但药物也只是控制当下的情绪。”卓玉英反复强调：“要改变，自己的努力必不可少。”

       正是在实践中也看到有一半的孕妇出现了产后抑郁状况，卓玉英在四年前开始学习心理课程并考取了相关证书。

 有“爱”的环境，预防从社会支持开始

       在四川锦欣妇女儿童医院，卓玉英和很多产科医生，都会在为准妈妈们建档时，提醒她们要关注身体健康，还要关注心理健康，并鼓励他们做心理测评，出现情绪问题可积极寻找心理辅导。

       而在卓玉英看来，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应该常态化。“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常态化接受心理咨询，去完善人格，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妇女来说，将有效帮助她们处理产后抑郁。”卓玉英说：“如果家人也有常态化心理咨询意识，将给予孕产妇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有着7年母婴保健工作和6年精神科工作经验的冯梅也提到了心理咨询常态化的重要性。“和精神病患者发病与先天遗传因素密切相关不同，产后抑郁患者如果曾有常态化的心理咨询，则能有效避免出现严重的产后抑郁状况。”冯梅说，在她看来这属于社会支持范畴。

        她介绍，社会支持是包围在个体社会生活中的环境资源，包括所处的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等支持，也包括微观的自己经济条件、家庭、同事、朋友的支持，以及主观的感受，包括被尊重、被理解等情感体验和满意度。社会支持与抑郁的预防、产生、发展过程有着紧密关联，“特别是在有前驱症状出现的情况下，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支持，则将促使患者病症更加严重”。

        在她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心理咨询有了更好的认知和接受，“比如我了解到，来我们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做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正是产后抑郁的。”

        她表示支持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方燕女士关于“产后抑郁的治疗费用改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提议，“如此，人们能更少顾虑地走进心理咨询门诊。”

        她关注到医疗机构对新手妈妈的入户访视，已从最初只关注婴儿健康，发展到现在也同时关注母亲的身心健康。“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人数以及专业度，仍旧不够。”

        同时，她也欣喜地看到，在2018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财政部、国家信访局、中国残联等10部委联合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要在村、社区普遍设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高等院校普遍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室）；要培养多支队伍——发展心理健康领域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心理咨询人员队伍、发展医疗机构心理健康服务队伍、组建心理健康服务志愿者队伍……“这些，都是很好地开始。”冯梅表示。

      （记者 任然）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