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内卷”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集体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的父母都在放养自己的娃，而现如今，“内卷式”育儿，不停给孩子打鸡血成了普遍选择？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往往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两位经济学家也想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从中世纪到现在的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回报的变化，也涵盖了美、英、德、意、瑞典、中国和日本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父母养育孩子的不同特点。

直接说结论吧，社会的收入越不平等，教育回报的差距越大，人们越“鸡娃”。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Fabrizio Zilibotti合著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有或没有大学学位，收入差距不大，那父母们当然选择放养——反正怎么养都差不多，为什么要牺牲十八年时间去唠叨孩子们成功呢?

情况在十年后发生了突变，原因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急速加剧，尤其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的变化立刻体现在了育儿文化上：放养不再是主流，“密集育儿”成了主流。

密集可以简单理解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密集和集中，这些父母把孩子推到补习班，监视他们做作业，开车送他们去参加课外活动。在美国甚至还诞生了“直升机父母”这个名词来指代那些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无时无刻保护或干预他们的生活的父母。

密集育儿和放养育儿的差别有多大呢？后者每周的实际照料时间是多了12小时。

到了今天，全球范围内，也就北欧的父母们不为育儿焦虑了， 这种“自由生长”的底气是源自社会的平等，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小，以及不同的高中和大学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化。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Fabrizio Zilibotti（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澎湃新闻 权义 图

澎湃新闻在去年6月15日采访了经济学家齐利博蒂。他的这本《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呼应了今天我们对教育和育儿的“内卷化”的讨论。

在美国，《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被认为进一步佐证了拼命“鸡娃”为什么有效。齐利博蒂在回答我们的提问时说，在孩子身上花很多时间能带来考试高分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不能只以成绩衡量育儿回报，比如“内卷式育儿”也意味着过度干涉孩子的精神世界。

经济学的视角认为人们的行动一定是在追求某些目标，所以是一种理性行为。

以中国为例，齐利博蒂说，“鸡娃”对于个人而言是理性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层面的理性，反而可能是一种资源浪费。虽然每个人都在尽力为孩子做到最好，都在鞭策孩子在教育竞争中取得成功，但是社会本身如果能按照多种不同的原则来组织，父母可能就没这么焦虑。

以下内容基于澎湃新闻对齐利博蒂的采访：

在本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其他像美国、瑞典等都是发达国家。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中国不在此列。但是中国很特殊，它增长很快，当我走在北京、上海的街头，有时我觉得我就像是走在东京、新加坡。

但是中国的大部分区域都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中国人处在一个过渡时期。

从国民对育儿议题的看法来说，中国的育儿方式大概是在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但是更偏向OECD国家。所以我们不会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先锋。

我们先做了一个世界性的价值观调查，让世界各地的父母来选择他们认为对孩子重要的价值。这四个价值观分别是：服从（obedience）、努力（hard work）、创造力（creativity）、独立性（independence）。

根据价值观选择我们可以把家长分成三种类型。比如说偏好“服从”的家长就是专制型。

还有另外两种育儿风格是专制型和权威型。专制型现在有点过时了，但是它受欢迎已经好几个世纪了，这种父母要求孩子顺从自己，孩子必须做父母认为能做的事情，其余一概不准，否则可能会面临体罚。现在这种类型的父母越来越少了。

权威型父母也会干预很多，但是不会体罚，会更软一点，他们会很强调激励性谈话（motivational talks）等软性技巧去说服孩子，希望确保孩子最终是自己做出选择的，这些是比专制型父母更现代的地方。中国的大部分父母是较强的专制型。放任型父母顾名思义，他们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他们接受孩子就是孩子该有的某种样子。

人们通常都不是单一的某种类型，而是某几种类型的混合。比如我的父母可能是放任型加上一点权威型。我同时也是一位父亲，我女儿已经二十岁了，她可能觉得我是个严父。比如，在她三四岁的时候，我鼓励她学音乐，强调成绩好的重要性，所以和我的父母相比，我确实对女儿的未来发展盘算得比较多。

当然我不是说我比我父母更好，我可能只是更焦虑而已。但我当然没有美国和中国父母这么焦虑，也没有他们严格。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在瑞典和瑞士长大，在这些地方，推娃的“激励机制”并不强。

在这个世界性的价值观调查中，我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父母其实不太强调服从，他们最强调的是“努力”。有90%的中国父母认为努力是养育孩子的核心价值，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美国父母可能有六成选择“努力”， 这个比例在欧洲有的国家却低至10%。

中国父母会很努力地推娃，这可能和文化有关系，但我不认为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育儿方式足够全面，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认为经济激励比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大，中日的比较更能说明这一点。比如日本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日本在育儿方式上可能和欧洲更相近，而非中国。今天的日本社会和中国相比更平等，日本父母也会更强调想象力，而不是努力。他们对努力的强调甚至和一些欧洲国家一样低。

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中国的父母做错了，父母的做法都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制度导致了这种育儿方式。

比如中美社会都有收入不平等这一社会结构问题，所以中美在育儿方式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父母想让孩子生活在上层社会的愿望都越来越强烈，父母也越来越焦虑，这种焦虑也会传递到下一代。特别担心能不能让孩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就像中国父母经常说的“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我们把这叫做“养育陷阱（parenting traps）”。

有人据此担心父母经济和知识上的不平等会造成下一代更深的不平等。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比如以前孩子的思想、知识等主要来自学校。学校为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创造了平等的环境。但现在家长的角色更重要了，如果有的家长做很多，比如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而搬家、给孩子报补习班和兴趣班，这种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就会过渡到下一代，那未来社会就会更不平等。

我想强调，我认为中国家长希望孩子努力学习，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对于家庭个体是理性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则是不理性的。

这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一样，两国都在比拼着发展昂贵的军备，而这些军备后来都没用过。从国家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做理性的事情，但是全体来看这是巨大的浪费。

现在中国的一个不足是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考试上，高考。不过我也并不是说高考是错的。高考很重要，它为贫穷家庭提供了机会，但是组织考试的方式可以改进。如果想要开拓新领域、新思想，（考核方式）最好还是多样一些。

在美国大家都想上常春藤名校，这也不对，应该有更多州立优质大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就很好，为加州的创新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没有足够的资金。

教育结构应该更平等，重视那些不那么好的学校。很多人说要学习“北欧模式”，不过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可能没办法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习，不过可以去看看德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它们也有很多好的制度。欧洲的教育系统就平等一些。比如说我在意大利上的就是一所公立的大学，并非那种特别好的大学。

我发现中国人总是把中国和美国比较。其实美国有的方面不如欧洲国家，美国的确是个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的国家，但是政府也犯了不少错误，教育体制内部也有很多不均衡。当然现在美国也在尝试出台一些政策给不同家庭平等的机会，支持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例如给这些家庭的孩子一些教育指导，让来自贫穷地区的孩子去富裕地区上学。

我知道在中国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需要时间、资源，但这必须一步一步付诸行动。比如说可以从那些现在大家觉得“还行但不足够好”的大学入手。比如能不能尽量保证每个省都有好大学？一方面可以把优质的研究中心集中在清华、北大、复旦这些一流学校，但同时让更多地方享受更多的优质教育。现在很多资源确实集中在好学校，但是将来，让更广大的范围、更普通的人都享有优质知识更重要。

如果教育系统更平等，人们就不会这么焦虑，更多的人就能够接受优质教育，大家就不会陷入非得去最好的学校的困境。

中国如果想要培养更多能带来创新创造的人，经济激励措施需要改变，包括改革教育体制。有些人可能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很有创新能力了没有必要改革，他们提出中国有很多年轻一代创业的互联网公司非常成功。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确发展很快，但很多成功还是在利用已经存在的技术。未来中国如果想要缩小差距，探索更多新领域，就需要更多有创新能力和新思想的人和公司。所以针对更普通阶层的还有低层次的教育很重要，因为未来很多普通工作特别是体力工作都会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

我希望我们的书能促进公众讨论，希望制度设计也能有所改变，让“军备军赛”慢下来，给贫困家庭提供更多机会，也让父母能真正享受到育儿的乐趣。齐利博蒂教授在北京中心签售。耶鲁北京中心供图

【受访人简介】Fabrizio Zilibotti（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创立于1088年）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8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的学术生涯包括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职。他经常访问中国，中国也是他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他曾于2016年担任欧洲经济协会主席。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授予45岁以下最佳欧洲经济学家的Yrjö Jahnsson奖，以及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参考书籍：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实习生舒畅对本文亦有贡献）